==| 摘要知识经济时代，研究生教育对国家创新能力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基于国际面板数据，以高等教育各层次（本专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相对规模为自变量，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gii指数为因变量，分析不同层次高等教育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本专科教育对国家创新能力并未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硕士生教育对国家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该作用主要存在于创新领先国家与新兴国家；博士生教育对创新领先国家、新兴国家及落后国家创新能力的显著积极影响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才能表现出来。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国家创新能力；研究生教育规模；博士生教育一、问题的提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创新能力成为决定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三螺旋理论认为，在日益知识化的社会中，高等教育可以在创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教育功能使得大学等成为知识社会的核心机构，学生的流动确保了高等教育作为创新源泉的首要地位。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知识创造将主要发生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同时，研究生教育可为国家创新体系提供至关重要的研究人员。正因如此，研究生教育成了创新政策制定者的重点关注对象，扩大其规模也成为很多国家培养创新人才、增强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美国较为重视研究生教育对国家创新的作用，其研究生院委员会曾专门发布题为《研究生教育：美国竞争力与创新力的支柱》的报告，肯定研究生教育在美国国家创新与竞争力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澳大利亚发布了支持下一代研究者与创新者培训的《国家创新与科学议程》，强调研究生教育对研究者与创新者培养的重要性。研究生教育对国家创新能力是否具有显著影响，与本专科教育相比又是否具有优势，这一系列问题值得研究者们关注。令人遗憾的是，现有实证研究通常只分析整体教育或高等教育的作用，对研究生教育影响的探讨较少。因此，本研究将实证分析研究生教育与国家创新能力的关系，以填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自1987年弗里曼（freeman）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以来，这一理论已成为分析国家创新能力、指导创新实践的重要工具。弗里曼认为：具备持续创新的能力是保持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这种能力可在国家水平上体现出来，并通过国家行为形成与发展，要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就要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弗曼（furman）、波特（porter）与斯特恩（stern

）进一步发展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提出了“国家创新能力”，即“一个国家作为政治和经济实体，长期生产与商业化新技术的能力”，进而构建了一个由公共创新基础设施、支持创新的特定产业集群环境条件以及公共创新基础设施与支持创新的环境条件之间的联系质量三方面组成的国家创新能力框架。依据国家创新能力框架，大量文献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有研究调查了新兴创新经济体实现成功追赶的原因；有研究发现大学研发在我国创新能力建设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还有学者根据自己研究的侧重点对这一评价框架进行了修改。如有研究运用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16个东欧转型期国家创新产出的主要驱动因素，证实了大学和国家现有知识储备的关键作用；还有研究将法律相关的指标从公共创新基础设施中分离出来，专门探讨了其对国家创新能力的作用。这两项研究的分析思路为本研究提供了方向，即在国家创新能力框架的基础上，可以有针对性地调整变量，从而分析不同因素与国家创新能力的关系。随着相关实证研究的深入，除了采用代表创新产出的专利或专利申请数量及代表创新投入的研发支出评价创新能力外，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康奈尔大学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gii），因其更加系统、全面的特征而成了研究者们衡量国家创新能力的常用指标。如有研究基于34个国家2009—2012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创业活动对gii指数影响，发现对其有显著影响的是创新驱动型创业，而非总体创业；有学者证实了“金砖四国”gdp与其gii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亦有研究探讨了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提升创新绩效必须的条件，其结果表明，不同收入国家提高创新水平需要考虑的因素不同。具体到教育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这一问题，实际上已有多项研究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如前文所述，基于国家创新能力框架的论文，通常都会分析各级教育支出、注册人数或高校研发经费对国家创新产出的影响。其他实证文章也不会忽略教育的作用，如有研究在分析欧盟区域创新的源泉及基础要素的作用时，以劳动力中本专科学历拥有者及科学技术教育接受者所占的比例衡量智力因素，发现其对地区专利活动有显著影响；亦有研究者发现，在不同创新层次的国家中，教育发展水平总得分及教育效益对创新能力的正向作用始终是存在的；教育保障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对创新能力产生促进作用；而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对不同创新能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均不显著。已有研究之所以关注教育与国家创新能力的关系，主要是因教育对创新活动十分重要。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在知识创新、科研人才培养上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论述研究生教育对国家创新影响机制的文献较少，实证分析研究生教育对创新作用的研究也较为少见，仅有少数文章将研究生教育规模作为人力资本的分指标进行了控制，或单独分析了国际研究生对美国创新的影响，而国内学者对这一议题的研究也偏向机制阐明与个案分析。因此，有必要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二、研究设计本研究将基于国家创新能力框架，以高等教育各层次的毕业生数衡量其规模，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发布的gii指数衡量国家创新能力，使用国别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高等教育各层次规模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重点关注研究生教育。（一）模型弗曼等提出了分析国家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常用框架，其基本形式如下：模型（1）中的ij,t表示j国家t年出现的新技术等创新，aj,t表示j国家t年已有的知识技术存量，hj,t,表示在对应知识技术存量为a的情况下投入创新活动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xj,tinf表示j国家t年的公共创新基础设施情况，yclus表示j国家t年的产业集群发展情况，zj,tlink表示j国家t年公共创新基础设施与产业集群间的连接质量。参照弗曼等的处理方式，对模型两边取自然对数后得到如式（2）所示模型。（二）数据全球创新指数gii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测量详尽可靠，它综合评价了国家的创新投入及产出表现；且大多数指标所用数据均为客观数据，虽通过教育经费、预期受教育年限等教育指标衡量了人力资本，但所占权重不足10%。而随着教育与科技的发展，研究生教育对国家创新能力影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以gii指数为因变量，专门检验研究生教育与国家创新能力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从人力资本视角切入是分析教育对创新能力影响的主要研究思路之一，国家创新能力的最终来源其实是人的创造能力，不论是知识生产、产品更迭，或是技术创新、组织制度重构，均有赖于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由此人力资本成了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要素，而发生在大中小学以及公共研究机构中的教育，均可培养能力、提升素质，并最终形成附着于人身上的人力资本，故用教育相关指标评价人力资本基本情况，从而分析其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是相关研究通常采用的做法，具体地，根据所用教育指标及人力资本评价维度的不同，又可将其分为人力资本存量、结构及投资。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研究生教育规模，一方面，研究生培养规模会对人力资本水平产生影响，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来创新活动中人力资本的质量与增量；另一方面，研究生的培养环节以真刀真枪地从事科研工作为主，其培养规模直接和国家创新密切挂钩，所以将研究生教育视为影响国家创新的人力资本投资、投入是合理的，对应本研究模型（2）中的ha。根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2011），isced5对应专科层次，isced6对应本科层次，isced7对应硕士层次，isced8对应博士层次，本研究将本专科层次合并进行分析，最终使用的变量为isced56、isced7、isced8每百万人口毕业生数。由于较长时间段的本专科层次与硕士生层次数据缺失较为严重，因此，用于分析比较高等教育各层次对国家创新能力影响的数据时间跨度较短，为2013—2017年，共35个国家。而博士生层次较长时间段的数据相对完整，可对其进行专门分析，年份为2008—2017年，国家数量为60个。本研究根据模型（2）控制如下变量：人均gdp；高等教育经费；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知识产权使用费用；产业集群发展情况；高等教育研发经费。在比较各层次高等教育对国家创新能力的作用及专门分析博士生教育的影响时，本研究参照已有研究对国家进行了分类处理，（见表1）划分标准为样本国家历年gii排名，以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国家高等教育各层次规模与其创新能力关系的异同。（见表2）三、实证结果通过前期数据分析发现，本研究所用面板数据存在异方差、序列相关等问题，故使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进行矫正，又因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最终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一）不同高等教育层次对国家创新能力的贡献在高等教育各层次对国家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分析中，本研究建立了6个模型。其中，前三个模型是对整体样本的分析，分别引入研究生或硕士、博士毕业生规模作为解释变量，模型一基于知识生产函数探讨了知识技术存量及创新活动资本投入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模型二则分析了公共创新基础设施的作用，模型三进一步了控制产业集群发展状况等的影响，模型四、模型五和模型六是在模型三基础上对创新领先国家、创新新兴国家和创新落后国家分组回归的结果。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如下发现。首先，本专科层次毕业生相对规模的系数基本都不显著，全样本与分组回归中皆是如此，这说明本专科对国家创新能力并未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次，研究生教育对国家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由模型三可知，研究生每百万人毕业生数增加1%，gii指数将显著提升0.031%。综合来看，研究生毕业生相对规模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大于本专科层次，这与gii指数具体评价内容是相符的。gii指数是由创新投入指数与创新产出指数求平均得到的，而创新产出指数主要评价一国知识与技术输出能力及创意产品制造能力，所用到的具体指标包括专利申请、科技文章发表量、h指数、文化与创意服务输出贸易总额占比等，关于科技文章发表量及h指数，研究生群体显然是重要的参与者，而专利申请相关理工科研究生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至于文化与创意产业等研究生则是重要的消费群体。本专科群体对这些的影响较为有限，所以研究生毕业生相对规模对gii的作用更显著是合理的。具体到研究生教育内部，在全样本回归中，硕士每百万人毕业生数增加1%，gii指数将显著提升0.031%，博士每百万人毕业生数对应的系数并不显著。在创新领先国家，硕士及博士每百万人毕业生数的增加，均会带来gii指数的显著增长，其中，硕士毕业生相对规模增加1%，gii将在1%的显著水平上提升0.43%，相较于整体样本，硕士毕业生相对规模对创新领先国家的作用更大且更为显著。博士毕业生相对规模增加1%，gii将在5%的显著水平上提升0.071%。在创新新兴国家，硕士毕业生相对规模增加1%，gii将提升0.083%，博士毕业生相对规模对gii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创新落后国家，硕士及博士毕业生相对规模对gii均没有显著作用。由此可知，在短期内，硕士毕业生相对规模对国家创新能力有更为显著的作用，且这一作用主要发生在创新领先国家与创新新兴国家。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硕士毕业生进入各类产业的概率更大，对商业创新等的贡献较大，而博士毕业生通常进入高校等科研机构，其创新成果从诞生到转化需要更长时间，因此短期内很难体现出来。而研究生规模对不同国家创新能力贡献不同，则可能是由不同国家研究生教育质量不同造成的，虽然近年来创新新兴国家与落后国家研究生规模均有所增长，但其培养质量与创新领先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这可能降低研究生教育对国家创新能力的贡献度。对于知识技术存量人均gdp，在全样本回归中，该指标对gii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在分组回归中，人均gdp仅对创新领先国家有正向影响。研发总投入基本没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人口对gii的作用显著为负，这一负向作用在创新新兴国家体现尤为明显。贸易进出口总额gdp占比、高等教育经费及知识产权使用费用都未表现出显著影响。在全样本回归中，用以衡量产业集群发展状况的企业负担研发支出对gii的影响基本显著为负，弹性系数在0.050附近波动，仅在创新新兴国家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高等教育科研经费对gii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创新落后国家。（二）博士生教育对国家创新能力的贡献鉴于高等教育细分统计数据中博士规模较为完备，统计时间也相对较长，故本研究对其进行专门分析。本研究选取了2008—2017年共十年的博士毕业生数，并探讨了该指标对gii指数的影响。在分析博士毕业生相对规模对国家创新能力影响时，本研究同样也建立了6个模型，模型一、模型二和模型三分别对应知识生产函数、公共基础设施与国家创新能力框架，模型四、模型五和模型六则是在国家创新能力框架基础上对创新领先国家、创新新兴国家和创新落后国家分组回归的结果，如表4所示。由模型三可知，博士毕业生相对规模每增加1%，gii将在1%的显著水平上提升0.074%，且创新领先国家、创新新兴国家和创新落后国家中这一作用均存在，系数及显著性也相差不大。由此可见，博士生教育对各类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均具有积极作用，尽管不同创新能力国家博士培养质量存在差异，但发展博士生教育对于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全样本回归中，人均gdp所衡量的知识技术存量对gii提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但在分组回归中，这一作用仅出现在创新落后国家中，与高等教育分层次分析中得到的结论不同。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不同阶段人均gdp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可能略有不同，弗曼等在分析oecd国家创新能力的决定因素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研发总投入在全样本及创新领先国家、创新落后国家回归中对gii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创新新兴国家中未表现出显著作用，与高等教育分层次结果比较可知，研发总投入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人口对gii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且这一作用仍主要体现在创新新兴国家，大多数创新新兴国家人口规模较大，但其教育水平却相对落后，因而可能对国家创新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而由表2可知，近年来在创新领先国家，人口却有正向的显著作用，这可能因为发达国家老龄化日益严重，此时接受过优质教育的人力资本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正向作用将会变得愈发显著。衡量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贸易进出口总额gdp占比对gii基本没有显著影响，仅在创新落后国家体现出了一定的正向作用；由此可见，贸易互通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有限。高等教育经费对gii的影响基本都不显著，仅在创新落后国家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评价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知识产权使用费用对gii的弹性系数为负且均不显著，这与已有研究得到的结论类似，即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会阻碍创新。与高等教育分层次结果类似，在全样本及分组回归中，用以衡量产业集群发展状况的企业负担研发支出对gii的影响系数基本为负，且这一负向作用在创新领先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创新新兴国家与落后国家也均显著为负。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企业提供的研发经费，往往选择对其更有益处的方向或领域，而忽视了真正对科技创新起支撑作用的基础科学领域，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从总体上看，高等教育科研经费对gii并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创新领先国家甚至还表现出了显著的负向作用，仅在创新落后国家有微弱的正向显著作用，这与高等教育分层次比较中得到的结论一致，即目前在创新领先与新兴国家对国家创新能力起主要提升作用的是研究生教育，对整体高等教育投资的增加可能并不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四、结论与启示首先，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生教育层次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明显大于本专科层次。目前，本专科层次主要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的高素质人才，由于学习方式仍以课程学习为主，科研训练等开展较少，对部分要求参与者有着更高创新能力的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在创新方面的目标和要求高于本专科层次，由于其学习方式以研发为主，有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故形成的人力资本更能够助力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很多国家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提升到了作为国家竞争力与创新力支柱的战略高度。因此，为了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需要继续稳步扩大研究生规模。其次，在研究生教育内部，也包含多种层次和类型。硕士生教育较为灵活多元，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均可在较短时间周期内即表现出来。如专业硕士生教育侧重应用与专业实践，其生源与就业去向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明确、特定的行业相对应，故专业硕士生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快速高效投入到这些行业中，并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等子系统对国家创新能力产生影响。博士生教育致力于最高端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对于博士生，一方面要求其具备某一学科广博、坚实的知识基础；另一方面要求其作出一定的原创性贡献。这些要求使得博士生教育成了高等教育中最为强调创新能力的层次，形成的人力资本也是最具有创新能力的，可对国家创新体系产生根本性、决定性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一特性，博士生教育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充分显现出来，且在不同创新能力的国家皆是如此。综合来看，硕博教育均对国家创新能力有显著的影响，所以研究生教育除了需要注重规模的继续扩展外，还应注重结构的协调，应考虑到二者对创新能力促进作用的不同特点，并在定位、目标以及培养等各环节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进而促进我们国家学习大国、学习强国、创新大国、创新强国的建设。作者李锋亮，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北京　100084王瑜琪，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http://editor.cahe.edu.cn/网址：https://www.cahe.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