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自媒体文章《上海女研究生自杀事件：与水蛭母亲的变态共生》在社交媒体广为传播。文章讲的是2009年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自杀事件，该事件当时轰动一时，女生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方式自缢于宿舍盥洗室内，场景恐怖（下面有分享）。

该朋友圈刷屏的自媒体文章主要观点是杨元元的悲剧是其母亲造成的，“三十年来，她却像一只有毒的大水蛭，紧紧的吸在女儿身上，寸步不离”，这是一种变态的亲子恶性寄生关系。

这篇文章的观点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觉得全部责任归咎于她妈妈身上实在有些偏颇。这些年媒体动不动就把个人的不幸归因于原生家庭，感觉原生家庭快要成为一个个人“失败”的万能借口了。还记得当年豆瓣上那个著名的【父母皆祸害】小组吗？这个小组拥有10万多成员，多数为80后，他们将自己50后父母称为“祸害”。

人长大后多数会意识到原生家庭在自己成长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不好的影响，与其怨恨父母不如改变自己。在杨元元悲剧中，固然有她原生家庭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的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社会对成功的单一崇拜以及救助体系缺失等等。当然她自己也有责任——名牌大学毕业七年，没有做好一份像样的工作，考研考了4年，读研究生了连一份申请书都写得不像样。

其实这件事在当时也挺轰动的。那时我正在考研究生，对我触动还挺大，尤其是杨元元那句“我读了那么多书，知识为什么没能改变我的命运”。

那时很多媒体都报了这件事，包括央视、凤凰网、《南方周末》这些主流大媒体。印象最深的是《南方周末》的“特稿”报道，我买了这一期的报纸，文章刊登在头版头条。

“在自缢于宿舍之前，一向以坚强示人的杨元元最后感慨：知识为什么没有改变她的命运？她幼年丧父，家庭贫困，考入名牌大学却从未找到合适的工作；她30岁了还没有一次完整的恋爱，至死与母亲一起生活，且因此愧不如人。尽管她笃信“人不可以被打败”，但在这个单一崇拜“成功”的时代里，她是一个标准的“失败者”。她一生奋斗却无法为自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丝容身之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元元之死，并非她一个人的悲剧。”

上面这段话是南周对这篇“特稿”的编者按，高度概括了杨元元自杀的悲剧以及产生悲剧的根源。

对比现在的自媒体只（敢）盯着个体找原因，当年的媒体对这个事件的探讨深度和广度与现在完全不在一个层次。比如当年媒体会反思教育体制，知识能否改变命运，社会评价体系单一等制度和社会层面的问题。12年之后，（自）媒体只会从个人层面去分析，批评，只能说是社会的退步。

下面，把《南方周末》当年那篇“特稿”分享给大家。

自杀女研究生杨元元：她的路为何越走越窄

30岁的上海海事大学特困生杨元元死了——她用两条毛巾自缢于宿舍盥洗室内。此前，她想带着生活无着的母亲一起住在宿舍，但学校拒绝了这一要求。她无力另租房屋，母亲因此在冰冷的学校礼堂台阶上睡了一晚。

11月24日晚，一个言辞尖刻的宿管员再一次挑战她微薄的尊严——驱赶其母亲并威胁让她“拿不到毕业证”，她感到羞辱和愤怒，但奇怪地保持了沉默。

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次警告。两天后，这个终其一生试图通过克制和倔强来保持内心高贵并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人，终于在长期的贫困、冷漠、无助和自责中不堪重负，以极其痛苦的坐姿自缢于宿舍的盥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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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宿舍需年缴费1300元，比走廊另一侧的房间便宜 200元——因为背阴，见不到多少阳光。

种种迹象表明，进入上海海事大学攻读研究生的两个月，是杨元元多舛与吊诡人生的一次回光返照。在这里，被命运胁迫的她完成了人生仅有的两次自决——不断读书以求改变命运，却最终屈服并结束生命。

从未放弃奋斗的自杀者

“她从未放弃过奋斗，却在曙光将现时谜一样退场了。”

2009年11月26日上午，海商法研究生杨元元不选择自杀的话，她的任务将是上午8点半在班上出演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女主角。

但直至近9点，同学等来了坏消息。杨元元被发现自缢于宿舍盥洗室内，场景恐怖：杨背对洗手盆呈坐姿，一条枕巾和一条毛巾首尾相接绑在洗手盆的水龙头上，绕过她的脖子并深陷皮肉中。她的腿微屈伸着，支撑着悬空的身体。

惊慌失措的发现者们用小刀割断了毛巾。首先赶到现场的是海大保卫科的陈亮，他把杨元元抱到地板上平躺，进行心肺复苏。此时她已摸不到脉搏，泡沫从嘴角冒出来。两分钟后，陈亮用筷子把杨紧闭的牙关撬开，发现舌头呈耷着，并且发乌。“看是救不过来了。”陈说。

一些胆小的同学哭了起来。此时，杨元元的母亲望瑞玲，正被学生拉到对面房间，哭喊着女儿的名字——从女儿本科起，她们就形影不离地生活了8年，两个月前，女儿带着她来这里继续求学。

送到医院后，杨元元的心电图已是一条直线，随即被宣布死亡，时间是上午1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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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寡言的杨元元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带来轰动。海事大学随即发布了官方声明，称已尽了一切能力帮助杨氏母女，急救和善后工作也是规范和人道的。

但望瑞玲和亲属的描述却截然相反，她们坚信是学校持续地、不留情面地驱赶杨母，才让杨元元背上沉重的道德枷锁，走上绝路。此外，校方人员救助不力也是制造悲剧的根源。

这绝不是命运和这个女子开的唯一一次玩笑。在短暂的30年时间里，杨元元在现实的夹缝中所表现出的“坚强”和“要强”同样突出——成长于单亲家庭，自立完成学业，4次考研失败，度过了长达8年毫无成就感的不堪岁月，沉重的家负，带着母亲走到一个尴尬的年龄，甚至在自杀的前一天，她还担心朱丽叶演得丢人现眼，排练到深夜。“她从未放弃过奋斗，却在曙光将现时谜一样退场了。”一位生前好友这样总结杨元元的一生。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在大学过去将近一半的时候，她对当初的理想念念不忘，便开始自学法律课程，并酝酿考法学研究生。”

湖北枝江，一个封闭的小县城。杨元元在这里度过了不算愉快的童年——父亲早逝，一家三口靠母亲为工厂看大门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但生前为化工工程师的父亲还是给杨元元姐弟留下财富——有趣的故事和读书的理想。还在幼儿园时，杨元元就喜欢提着一个塑料袋扮小学生。

父亲离世后，只有小学文化的望瑞玲带着姐弟俩挤进一个暗无天日的斗室，望瑞玲对那段时间最深刻的回忆是：墙壁整天掉泥。

有一天，杨元元回家告诉母亲，她日后要念法律，“为穷人作主”——某个当地领导的孩子通过关系，夺走了原本属于她的“市三好学生”荣誉。但1998年高考填志愿时，望瑞玲拒绝了女儿到大连学海商法的请求，理由是考武汉的大学可以省些路费。

“元元当时都快求我了。”望瑞玲有点后悔当年的固执己见。最终杨元元屈从，报考了武汉大学经济学专业。但从此耿耿于怀，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信里，她这样开头：“你以后不要听妈的……”

家里多一个大学生，望瑞玲二百多元的月薪日渐变得捉襟见肘，要靠助学贷款和亲戚资助勉强支撑。

对杨元元的投资按理是值得的。只是在杨元元进入大学的次年，以拉动内需为主旨的中国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热潮掀起，“精英教育”走下神坛，但这场改革同时带来节节高攀的学费，还有每况愈下的就业前景。

扩招引发的困局仍需数年才显现结果。贫困生杨元元当下最关心的是生存问题，由于不忍向家里要钱，她开始超负荷地接家教和兼职，还常常为省路费而步行往返。不少当年的同学对她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常常夜晚在饭堂擦桌椅，或者把垃圾扫起来并从中拣出卫生筷。

生活阶层的落差以及私人时间的稀缺，杨元元变得不怎么引人注目。来自城市的同学衣着新潮，而她的衣服大多是亲戚所赠，且单调陈旧。大多时候她对此并不介意，只是一次看完文艺表演，极其少有地在日记里表达了对那些漂亮彩妆的羡慕。

在大学过去将近一半的时候，她对当初的理想念念不忘，便开始自学法律课程，并酝酿考法学研究生。

2001年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弟弟杨平平考上武大，二是原来居住的军工厂要搬迁，母亲失去住处，一夜间变得无家可归。

母亲拎着家什出现在杨元元的大学寝室。床太窄，母女就侧身而卧。杨元元上课的时候，望瑞玲就弄些茶叶蛋和豆腐干到教师楼前卖。数月后，望托一个老师的关系，住进了一间只有一张桌子的闲置房，学校也持默认态度。

很多迹象表明，大学后期杨元元的心情变得越发郁闷，除了来源于越发排斥的本专业外，更来源于变得现实而具体的家庭压力。她的生活如钟摆般精准而机械：上课，家教，帮母亲摆摊……她几乎没有朋友，连亲友都羞于走动，她把兼职的所有收入悉数交与母亲代管和支持弟弟求学，直至毕业后5年才偿还贷款，赎回毕业证和学位证。

情况在2002年毕业那年继续变坏。一是她的校园爱情无疾而终；二是成绩第一的她却被挤掉了保研名额——据信是被人做了手脚；最后她在委屈和愤怒中参加考研，又失败了。

路越走越窄

“她开始在《红楼梦》里寻找自身悲剧的影子。“她说她像晴雯。”表妹望妍说，“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糟糕的现实开始危及生存，杨元元需要一份工作。

但在2002年夏天，抱有同样想法的大学应届生直逼150万，他们充斥着各地招聘场所，拿着再不熠熠生辉的大学文凭，不断调整期望值。但纵然如此，当年仍有大量应届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数目庞大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由此催生，现在，他们被称为“蚁族”。

在相当长时间里，优秀毕业生杨元元很不幸也成为了其中一员。望瑞玲陪女儿投递简历吃惊于她的表现。“她大概有些清高，放下简历就走，也不和人家说话。”后来母女俩找了一个月租300元的老房子，消耗着微薄的积蓄。

对于一个经济学专业毕业生来说那一年可能并不友好，2002年正是“熊市”当道，全球经济颓势初现。杨元元连一份凑合的本专业工作都找不到。无所事事了几个月后，她进入一家培训中心当英语老师，教幼儿英语，月薪800元，每天两个小时地来回武昌和汉口。

武汉理工大学背后的一个跳蚤市场是小贩热衷光顾之地，一到晚上，杨元元就去接望瑞玲的班，她从不吆喝，坐下来就看书，思考文学和法学，中途休息的时候又非常市井地记下一天的消费，事无巨细，精确到分。

房东李峰见过几次这对母女，他感觉“她们生活很封闭，而且不太懂人情世故”。“有一次楼下反映厕所漏水，有些生气，我说由我出钱修一修，但她们拒绝了，说嫌麻烦。”李说。

兼职做家教的时候，一位学生家长想和杨元元拉拉家常。杨显得不太乐意，搪塞了一下就走了。“我感觉她有些自卑。”

这种自卑像一扇屏障裹住杨元元。毕业很长时间里，她都没有配手机，几乎与所有同学都失去联系。“她该如何开口介绍近况呢？”弟弟杨平平说，“说还在做家教吗？”

挫折感，焦虑感，封闭倾向，成为无数个像杨元元一样的“蚁族”标签。他们眷恋大城市，憧憬好工作，都在等待创造传奇，但越发激烈的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等因素又抵消着他们的努力。这个已逐渐具备社会化意义的阶层，让一代人的青春在夹缝中渐渐失衡。

杨元元认可这种等待的一个例证是，她曾考取了两个外省小城市的公务员，但最终决定放弃，一是距离远，二又不是“北京上海”，而后者正是母亲从小教育 的真正值得落脚的地方。20岁的时候，望随单位调动在上海工作了5年，她喜欢这个洋气十足的大都市，几句蹩脚的上海话仍让她保持着不错的优越感。

为实现大城市梦，杨元元也尝试过打破困局。毕业后她连续三年考研，均无果。她开始在《红楼梦》里寻找自身悲剧的影子。“她说她像晴雯。”表妹望妍说，“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2004年，杨元元阴差阳错地接了一份保险推销员的工作，但帮亲戚办了几份之后就卖不动了。她的业绩如此糟糕，以至于现在已没有同事能记得起她。

事业上最后一丝激情消耗于2005年。由于受轰轰烈烈的大学生创业潮触动，杨元元倾尽积蓄，与人合伙办一份文艺杂志。一开始信心十足，还租了个像样的办公室，但仅坚持了半年，由于办刊思维的不合时宜，杂志基本滞销。“连我也不看。”望瑞玲说。

贱卖一屋桌椅后，杨元元也懒得慨叹命运。她开始像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把未竟的愿望嫁接他人。弟弟杨平平成了这样的寄托者。本科临毕业时，一向温顺、保守的弟弟打算留本校读研究生即可。杨元元不同意，像母亲当年安排她的未来一样，她为弟弟树立了不容分说的目标——上北大研究生。她亲自搜资料，问内情，递表格，连专业也为弟弟选好。

杨平平后来保北大直博成功。或许一同感染了喜悦，2007年开始，杨元元第四次酝酿考研。次年，她接到了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研究生入学通知。

外面的世界

“入学之初就她问辅导员能否将母亲安置在校内，对方建议写封申请书，杨元元照办，但写着写着就哭了起来。”

已是而立之年的杨元元非常高兴人生第一次真正把握了自己的命运。而望瑞玲理所当然地认为“要跟着女儿去”。杨的舅舅提醒姐姐是否考虑过元元的终生大事，望的回答是“我们楼上三十好几没结婚的多了”。

没有迹象表明杨元元也非常在意自己的婚姻问题。毕业之后，她再没有发展过其他对象。“她说要等有了事业再考虑。”一位亲属说。

事实上，杨元元也的确在践行这样的想法。到新学校后，她勤奋和本分。“每次上课都独自坐第一排。”同学赵伟说，“现在还有这样的研究生吗？”

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拥有1300多万人口的上海庞大得超出母女俩的想象。现在还说它是“冒险家的乐园”仍没有错，但只相对于那些积累丰厚的上层精英。对普通人来说，生活的艰辛在这里加倍显现，犹如一个巨大而沉重的感叹号。

杨元元和望瑞玲不舍得租昂贵又偏远的出租屋，宿舍就很好，还有全天候热水。像大学时候那样，杨元元和母亲每天挤在小床上睡觉。白天杨去上课，望就坐在田径场边织毛衣。她认识了一些学校家属，也从侧面领略到大城市的门户森严。“找份杂活还要有关系。”她说。

大约一个月后，同宿舍的同学主动搬走了，房间成了杨元元母女专用。这个封闭的空间隔绝了她和同学间的交流。“她好像一项集体活动都没参加过。”辅导员吴志毅说，“每次她都沉默地跟在母亲的背后，听她母亲说话。”“带母上学”虽然引起一些小范围的议论，但很快就被习以为常。杨元元还是觉得有些不安，入 学之初就问辅导员能否将母亲安置在校内。对方建议写封申请书，杨元元照办，但写着写着就哭了起来。“她不爱把困难告诉别人。”望瑞玲说。

等了一周仍无消息，杨元元母女就去找学院领导，说家里有困难，能否解决母亲的住宿。“我和元元一直请求他，说武大当初也安排住处了。结果他说，‘没钱，没钱读什么书？’”望瑞玲说，“回去后元元很受伤，说这里没有温情。”

杨元元写的申请

入学后，杨元元认识了一个北京的同学，很快就当她是挚友，无话不说，但对方却只是礼节性地应付。后来，杨请求往她宿舍放些母亲的东西，对方拒绝了，杨转身就走，自此再也没有说过话。“大城市来的等级观念强，就连学校也按照原来本校还是非本校分班。”同学魏玲说，“但杨元元认为这样侵犯了她的尊严。”

后来，杨元元接过辅导员的几个电话，说最好把母亲安置在校外。望瑞玲没怎么放心上，坚信学校一定会管。“我看到宿舍楼还有很多空房子。”

11月21日，杨元元宿舍突然来了两个宿管，限令她在半个小时内搬走母亲的所有东西，以后不许再来。望瑞玲看到女儿当时神色有些紧张，不停地赔礼道歉。随后就冒雨带母亲出去找房子，学校地处偏僻，一天搜索无果，最后花了100元住了宾馆。望说女儿心疼得睡不着。

第二天，她们找到了一处房子，但当天拿不到钥匙。杨元元因为要排练节目，望瑞玲就叫她回去，说她能找到落脚的地方。当晚上海气温骤降到只有4度，望瞒着女儿在学校礼堂前坐了一夜。

天亮后，杨元元知道后非常自责，当即就坐在地上要母亲趴在她身上睡。晚上，母女俩拿到了钥匙，进去后发现是毛坯房。两人和衣躺在地上，抱在一起取暖。

杨元元整夜都向望瑞玲道歉，说这么大了也没把母亲安排好，明天就找学院领导商量。过了一会，杨似乎想起什么，说“算了”。

“不可以被打败”

“她从一堆书里抬起头来，半是交流半是自语的说出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矛盾24号全面爆发。当天上午，望瑞玲和女儿在宿舍收拾衣物。半个小时后，一位年轻宿管看到望瑞玲的登记，跑上来指着杨元元说：“你妈要是再来，你就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你将来什么也没有。”过了一会又指着望的鼻子骂：“你这个乡下来的农村老太婆，不要把你农村的那一套拿到这里来。”

一直忙着赔礼的杨元元听到这里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在回去出租房的路上，杨元元又向母亲道歉，说现在还没让她享清福。

由于持续的担心、焦虑、愧疚和疲劳，此时杨元元已严重缺乏睡眠。11月25日清晨，杨元元突然从被窝里坐起来，语带怨气：“凭什么不让我们住，我要找领导。”接着她又说：“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


改变。”

望瑞玲觉得有些反常，跟女儿闲聊起来，平复她的心情。杨元元开始把从小到大的事情细细回顾了一遍，这一次她大胆地对母亲说，如果当年支持她报大连海 事，现在一切都好了。杨还特意说起她做家教时一个自杀的15岁女孩，仅仅因为学业压力从28楼跳了下来。她反复叨念着：“她出身这么好，可惜了，可惜了。”

望瑞玲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杨又让母亲陪她练《罗密欧与朱丽叶》，其间杨元元有点怅然若失，说起当年一个让人佩服的学长。然后她抱着头，说脑袋乱了。

到下午的时候，望催女儿上课，杨元元说“不去了，没意思”，然后她提议把租房的钱拿回来去玩。这种让人担心的状态到傍晚时分终于平静下来。晚饭后杨元元还拉着母亲到宿舍洗澡洗头。

当天晚上，杨元元跟同学排练话剧，其间她说了几次不想演了，怕丢脸。但一出场彩排的时候，她又丝毫不差地念出台词，表现堪称完美。11点，她甩着长辫子向同学们说再见，并约好明早起来再练一次，然后进了宿舍，再也没出来。

而当晚，弟弟杨平平在深圳用QQ给姐姐留言，商讨母亲安置的问题。他的建议是：春节后把母亲接到他那。而杨元元很可能没有看到这些内容。“我很快就毕业了，能照顾母亲了，但姐姐却走了。”

杨元元的死震惊了学校。大批记者闻讯而至，关心着这个平日无人问津的女研究生。校方惊讶于事态扩大之迅速，关停了招待所，并派保安人员监视记者行踪。事件的官方说法是：学校按规定劝离杨元元母亲，并从人性化角度提供房源帮助。整个抢救过程也是及时和尽责的。同时，校方还暗示杨元元有患抑郁症的可能。

“总之，学校在这件事情上已经仁至义尽。”上海海事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彭东恺说。

而杨元元家属则坚持认为宿管人员态度恶劣是杨元元自杀的诱因，而且抢救当天个别人员相互推诿，延误了时间，应负相关责任。家属先向学校索赔35万元，后降为16万。

在校方要承认他们在这起事故上有责任的前提下，一位家属说，这笔钱准备为望瑞玲在宜昌买套二手房。

12月15日，一个阴雨连连的早上，杨元元的遗体在上海


南汇区殡仪馆火化。对于望瑞玲来说，现在唯一能纪念女儿的是一堆法律书籍和课堂笔记。她的文化不足以阅读它们，她也未必完全弄懂女儿多年的执著。“我对她还是了解太少。”

而杨元元的表妹望妍，则在这天夜里回忆起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表姐翻着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她从一堆书里抬起头来，半是交流半是自语的说出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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